杨朝进从辽东回来以后，就一直在王德化的身边做着徒劳无功的说服工作，希望说服王德化接受自己的建言，并请求王德化尽快说服崇祯皇帝撤守关门。
对于这个建议，王德化哪里能够听得进去，就是他能够听得进去，他也不敢在心气正高的皇帝面前提及这个建议。
同时，他见自己的这个义子杨朝进，对关外的那些事情有兴趣，而且与杨振又打过了交道，彼此也说得上话，干脆就直接推荐了他。
而王德化推荐的人选，虽然有点出乎崇祯皇帝的意料，但是很快，他就当场同意了。
对崇祯皇帝来说，杨朝进无疑是一个适合的人选。首先，这个人去过宁远，去过松山，与杨振打过一些交道，从他和张若麒回来递交的奏报来看，他与杨振的关系应该还说得过去。
其次，这个人眼下担着司礼监随堂太监的职司，也算是内廷有一定地位的太监内臣了。
那么他到了辽东之后，至少不会畏惧，或者受制于高起潜这个越来越有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太监。
再者，皇帝自己十分信任王德化，而这个人却是王德化的义子，深受王德化的信任，那也就等于说，这个人是值得他自己信任的人选了。
就这样，崇祯皇帝很快就心情愉悦地，处理完了对杨振及其所部人马的封赏事宜，同时顺带手给杨振的征东先遣营，派设了一个监军内臣。
杨振辗转提出的许多请求，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恩准，比如有功将士、受抚人员的封赏，该由兵部予以核准的全部都核准了。
包括千总以下官将，可以由他直接委任的皇帝口谕，继续有效，兵部该给的低阶武职空白官告，这一回陈新甲大笔一挥又给他赏赐了一批。
当然，也并不是杨振的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杨振通过杨朝进和张若麒两个人的嘴巴，向兵部提出的许多建议，并没有被采用。
比如，杨振建议，从祖大寿的辽东军里，分兵一支驻守和经营义州城。
在他看来，义州城非常重要，现在又无人驻守，就那么荒废着，实在太过可惜。
当年满鞑子占领了义州城以后，他们杀人屠城之后，只是毁掉了城池，并没有在里面派兵驻扎。
现在，被毁掉的城池依然有许多断壁残垣存在，稍经修整，就能接着使用，而且也不需要与满鞑子大动干戈，只需要分出一支兵马北上即可。
如果不是杨振的松山城与义州城之间，隔着一个锦州城的话，那么杨振根本就不会通过兵部来运作，他自己直接就分兵去驻守经营义州城了。
当然了，至于为什么祖大寿手下那么多人都挤在锦州城里，不肯分兵北上义州，杨振猜测，可能也有担心引发满鞑子攻击的原因。
所以，在他通过张若麒提供给陈新甲的建议里面，他同样提醒他们，如果担心分兵北上进驻义州城，会引起满鞑子的猜疑以及战争的话，那么不占义州城也可以，起码可以命令祖大寿从锦州城里分出一股兵马，前往驻守营州卫城废墟三座塔。
三座塔所在的地方，就是大明朝永乐年间及以前存在过的营州卫卫城，与义州城不同的是，这个地方城池虽小，但是并非是因为战争或者人为破坏而废弃的。
这座城池的丢失，是大明朝永乐年间主动把营州卫撤回关内而造成的。
如今二百年过去了，营州卫城早已不复当年的样子，但是仍有大片的断壁残垣存在着，至少从辽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三座辽塔安然无恙。
而这三座辽代佛塔的存在，也正是明朝中后期三座塔地名的由来。
分兵驻守了这个地方以后，且不说将来对于守住辽西有多大帮助，至少能够派驻一个前哨，随时提防着归附了满鞑子的东蒙古诸部落南下犯边。
与此同时，也能够截断了从张家口或者独石口出境的山右商队从此经过，在军需物资上断了满鞑子的一个来源。
除此之外，杨振通过张若麒还建议，从登莱方向派一支兵马渡海前往东江镇旧地，继续移民实岛，两三年之后就能再次从东江镇旧地对满鞑子形成牵制了。
可惜的是，他的所有这些想法，在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的大明朝的朝堂上，却注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崇祯十二年的大明朝，内忧外患一个比一个严重，头年冬入寇关内的东虏大军刚刚撤离北直隶和山东地区，之前归顺受抚的张献忠、罗汝才、惠登相等流寇头子降而复叛，大闹中原、湖广地区，致使京师与江南几乎断绝了联系，也让大明朝廷的财政困难更加严重。
崇祯皇帝顾得了北方，顾不上南方，抽调了军队应对东虏，就没有办法一鼓作气扑灭流寇，就这样不得不两线开战，来回折腾，最后折腾得整个大明朝，也有包括他自己筋疲力尽。
如果过他在年初的时候不抽调洪承畴、孙传庭两路人马北上京师，那么这两路人马差不多可以把中原、湖广一带的流贼剿灭七七八八，接下来就好办了。
哪怕他留下一路人马在中原地区坐镇，那些走投无路不得已受抚的流寇头子们，也绝不敢贸贸然降而复叛，重新造反。
当然了，如果那些流寇头子们再次造反之后，他要是下决心把洪承畴和孙传庭两个人里边的任何一个派回去，收拢各路败兵去镇压，那也行。
然而可惜的是，崇祯皇帝既没有派洪承畴去，也没有派孙传庭去，而是派了他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