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元宏把王胡十九国时代中受到彻底破坏的士大夫门第制度，用政治力量恢复，并使它跟政治制度结合。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人的社会结构中，生硬的制造出新的门第。鲜卑贵族姓氏，称为“国姓”，最尊贵的有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共称“八姓”。汉民族则以郡为单位，每郡选定作官人数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称为“郡姓”，最尊贵的有范阳（河北涿州）卢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荥阳（河南荥阳）郑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陇西（甘肃陇西）李姓，共称“五姓”。广大的被统治的平民，则属于“庶姓”。国姓郡姓有国姓郡姓的门第，这门第代代相传，成为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官职，永远被他们掌握。庶姓既没有门第，更建立不起来世家，天生的是被统治阶级，纵有极大的学识和才能，也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有头脑的一些大臣曾为此跟元宏争论，但元宏坚持原则；政府用人，只问门第，不问才能。而门第世家，又分为六等：
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宰相（三公）。
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有过三个院级首长（尚书令、中书令、尚书仆射）。
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重要部部长（尚书）。
第四等，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次要部部长（九卿）和州长（刺史）。
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有过顾问官或国务官员（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有过副部长级官员（吏部员外郎）。
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它的做官标准和保障。像副部长级位置，必须由第一等膏梁子弟或第二等华腴子弟担任。州政府秘书长（长史）和郡政府秘书官（主簿），必须由四姓（甲乙丙丁）子弟担任，身为平民的庶姓人士，绝对无份。
第二元宏把汉民族儒家学派的主要精髓——礼教，全部接受。鲜卑来自荒漠，有游牧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以从农业社会贵族阶层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的礼教眼光观察，自然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野，亲切就是失礼。元宏非常欣赏儒家学派的繁文褥节，所以首先改变他的宫廷和政府的组织结构，皇帝和官员们的威严与日俱增，皇帝与亲王大臣的关系，随着宫廷制度的建立，而越来越疏远。亲王大臣跟部属，下级官员跟人民，也日渐隔绝。于是统治阶层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日趋糜烂。其次是婚丧仪式，也跟着复杂不堪，鲜卑人从前死了父母，他可照常供职。汉化之后，他就必须辞职，回家守丧三年。除非他是一个大地主，否则就会立刻陷于饥饿。所以大部分官员必须疯狂贪污，积蓄足够的财富，以备父母死亡后度六年的失业日子。
这两项是中国文化最糟的部分，元宏却当成宝贝。在本世纪（五）还看不出，到了下世纪（六），他的帝国就要付出代价。
八奇异的寄生集团
当北朝士大夫的门第世家制度，获得重建时，南朝这个根本就没有受过打击的制度，正在蒸蒸日上。
南朝诸国继承了晋帝国政权，同时也继承了晋帝国的社会结构。由九品中正而日盛的门第世家，随着大批流亡客，于上世纪（四）移殖到江南。但并不是所有的门第世家都能保持原状，像何、杜诸姓，晋政府南迁后就默默无闻，因为门第世家建筑在官位上和土地上，是“官”和“地”的结合产品，一旦无官无地，门第世家也就消灭。流亡客中的豪族，称为“侨姓”，江南土著中的豪族，称为“吴姓”。侨姓中以王、谢、袁、萧最为尊贵。吴姓中以顾、陆、朱、张最为尊贵。政权既然握在侨姓之手，吴姓地位当然比侨姓要低。
门第世家制度，在历代帝王大力支持下，日趋严格和精密。一姓之中，还要再分等级，像王姓，因大宗小宗之故，住在建康（江苏南京）乌衣巷的一支，尊贵中尤其尊贵，诚所谓“万王之王”。所以平民出身的庶姓官员根本不可能升迁到中阶层，吴姓固然可能升迁到高阶层，但不能升迁到最高阶层。南齐帝国第一任皇帝萧道成曾经考虑任用张绪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宰相工俭反对，他说：“张绪固然是适当的人选，但他是土著吴姓，不可以居这么高的地位。”大臣褚彦回抗议说：“晋帝国也曾任用过顾和、陆玩当宰相。”王俭说：“晋帝国是一个没落王朝，不足效法。”萧道成只好作罢。
王俭不过一个例子，流亡侨姓对土著吴姓的让步，有一定的限度。对于普通平民出身的庶姓，态度当然更为严厉。高级门第世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用婚姻作为手段，结成一个坚强而奇异的士大夫集团。宁可使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白疯，也不跟平民庶姓通婚。假如有人跟平民庶姓通婚，那会使全体士大夫震动，不惜借政治力量予以破坏。身为高门第世家，但比较贫穷的王源，贪图巨额聘金，把他的女儿嫁给富阳（浙江富阳）富豪满家，“满”是标准的平民，更是标准的庶姓。身为大臣的沈约，就大动干戈的向皇帝正式提出弹